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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影《夺冠》中的这些情节,在中国女排历史上都真实发生过

华纳公司 华纳公司 2020年09月26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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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纳公司:9月25日,电影《夺冠》上映,比原定的上映日期整整晚了8个月。
 
尽管片尾写明“本故事纯属虚构,如有雷同,实属巧合”,但影评网站上,观众对《夺冠》的认可,很大程度上来自它纪录片般的真实质感。
 
电影讲述了中国女排30余年的沉浮,涉及的故事早已被无数文字、影视作品反复呈现过。巩俐出演郎平时甚至表达过担忧:郎平家喻户晓,表演只要“有一丝跑神,就可能造成失误”。
 
导演陈可辛的压力有过之而无不及。为了让观众在已知剧情的情况下,还能把电影看下去,他选择“在每一个细节上都尽量去还原”。因此,《夺冠》带来这样一种独特的观影体验:你知悉一切,却仍会被紧张氛围感染,仿佛置身比赛现场,为每一次得分欢呼。
 
这部影片的命运与女排夺冠的过程形成了奇妙的对照。2020年1月21日,《夺冠》超前观影会后,陈可辛感慨:“拍之前,只知道什么叫女排精神。拍完之后,感受到了女排精神在推着我们去做一件事情”——最初“没有把握”,但是“一分一分咬牙”扛下来。
 
两天后,新冠疫情蔓延,《夺冠》不得不临时取消春节档的上映计划。8个月后,疫情带来的低迷逐渐散去,而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不确定性却越来越强。人们此时正需要振奋和鼓舞,把那些看上去没有把握的事情,一件一件扛下去。
 
这部用“女排精神”贯穿全片的电影,恰逢其时地和观众见面了。
 
1、陈可辛期待通过电影的细节和故事,来体现冠军背后的真实生活。
 
电影开拍一年前,剧组就在全国范围内寻找演员。最初找的是专业演员,教她们排球,效果不佳。陈可辛就转换思路,在全国上万名排球运动员中海选,历经为期半年的淘汰和表演训练,定下12名运动员饰演老女排队员。
 
陈可辛说,这12名演员“带着热爱排球的梦来这个戏”,“基本上不用调她们的戏”,只要给她们机会去表现自己。新女排的部分,朱婷、丁霞、张常宁、惠若琪等人自己演自己,编剧写的台词,若有人提出异议,那就改,改成她们平时说话的样子。
 
《夺冠》中,郎平是主角。出演年轻郎平的是她的女儿白浪。白浪也是一名运动员,身高、体型与年轻时的母亲如出一辙。中年郎平由巩俐饰演,白浪第一次在片场看到化完妆的巩俐,吓了一跳,“太像我妈妈了!”
 
开拍前,巩俐采访了郎平及目前女排国家队的所有运动员。她去宁波北仑排球基地看女排集训。10多天里,巩俐每天上午8点看训练,中午休息一小时,下午继续看。
 
她站得离郎平很近,随时用笔写下郎导说的话。郎平也在尽力成全巩俐。平常训练她总是坐着,因为全身上下做过不下10次手术。巩俐在北仑的十多天里,郎平始终站着——因为电影中的郎平是站着的,她要让巩俐看到执教时的声音与状态。
 
巩俐抓到了郎平的精髓。短发、细框眼镜、站姿微驼。不光是外表,她走路慢,身体向后仰,肩膀比较端,得分时高高举起的大拇指、脸上常带的肃杀神情、说话的口吻,都与郎平如出一辙。惠若琪回忆,巩俐第一天走进片场,女排姑娘们惊呼太像了,从此喊她“郎导”。
 
陈可辛在媒体观影会上说,拍摄时,他时常觉得是在拍纪录片。“我只要给她们很大的自由度,镜头尽量不要锁定她们怎么做怎么走,尽量跟着拍,就能拍出她们的风采。”
 
陈可辛说,《夺冠》不是模仿秀,更重要的是达到那个氛围。氛围要靠情绪营造、情感带动,情感无法伪装。拍摄现场,导演与表演指导几乎不讲技巧,而是不断引导女排选手们进入情境,激发她们的自然反应。
 
有一场戏是,里约奥运会上对战巴西队比赛前夜,女排队员们有一次深谈。为了让向来克制内敛的朱婷爆发,表演指导李雅菂问她,如果没有郎导,你在哪,如果不是排球,你现在会做什么?朱婷被戳中,忍不住坐在墙角失声痛哭,李雅菂也跟着哭。
 
电影点映时,许多观众看着那场深谈,也留下了眼泪。
 
2、有女排情结的人,可以把《夺冠》作为一次考据,在无数细节中搜寻关于女排的记忆,获得情感共鸣。
 
故事从上世纪80年代讲起,中国女排在那时开启风起云涌的五连冠。以人物经历为线索,穿插起历史脉络,这正是陈可辛最擅长的。
 
当时,中国刚刚迈出与世界接轨的第一步,学术、文艺、实业迎来发展机遇,人们在兴奋之余也感受着落差,急需精神鼓舞。电影中,吴刚饰演的主教练对队员们说:“我们要证明给他们所有人看,中国人,行的。”
 
1978年,未满18岁的郎平第一次出国打国际比赛,以绝对主力的身份亮相曼谷亚运会。当时16岁的陈可辛在泰国读中学,他站在球场边,看着白衣白裤的中国女排选手在赛场上大放异彩,深感震撼:“那一幕远远超越了排球,是全民跟体育本身的互动,也是中国人跟国际的接轨。”
 
但16岁的陈可辛不知道,为了取得胜利,女排队员们经受了怎样的魔鬼训练。影片中展现的训练场景都在还原历史:训练馆的模样、凝固的血渍与训练服、扣好150个球才能去吃饭……《夺冠》中,青年郎平因为训练太辛苦,打算放弃,又被教练说回来。现实中,这件事发生在王丽娜身上。她1996年进入国家队,当时郎平是国家队主教练。王丽娜身体不适,训练不使劲,郎平批评她:“如果碰到打比赛你怎么办,你能跟裁判说过两天再打吗?”王丽娜认为教练不近情理,赌气往门外跑。郎平对她说:“你出了这个门,就不要再进来了。”王丽娜转身回来训练。
 
电影里,第一次出国比赛前在候机厅喝咖啡的段落也真实发生过。现实中,与郎平喝咖啡的是队长张蓉芳,一杯速溶咖啡五毛钱,用简易的杯子装着。那次比赛,中国女排赢球了,从此,两人便觉得“咖啡”与“赢球”有某种联系,每回出战,都要在机场喝上一杯。
 
1986年,“五连冠”时期的女排队员几乎全部退役。她们当中,一些走上仕途,比如孙晋芳、张蓉芳和朱玲。一些进入商界,像是梁艳、杨希、曹慧英。陈亚琼成了新华社驻港记者。周晓兰随丈夫赴冰岛执教。侯玉珠进入对外经贸大学读书。
 
郎平退役后,进入北京师范大学外语系学习英语。1987年,她以公派自费的方式到美国新墨西哥大学留学,攻读体育管理专业硕士学位。
 
对于郎平的“出走”,很多人觉得意外。郎平在自传中写道:“我的名字,即使从女排的队伍中撤下来,也不应该从中国老百姓的生活中消失,我是典型的‘民族英雄’,似乎不应该加入这股‘出国潮’。”
 
她感到自己被“误解”了。“我不是怕‘亏待’”,恰恰相反,郎平觉得“国家和人民待我太好”,她不能躺在冠军的荣誉上吃一辈子老本。她想抛掉过去,从头开始。她将奖杯、奖状统统锁在北京的小屋里,毅然决然去了美国。
 
很快,中国女排青黄不接,陷入低谷。“女排精神”成为人们灿烂却难以重现的过往回忆。
 
1995年,郎平回国执教。带领中国女排获得1995年世锦赛季军、1996年奥运会亚军、1998年世锦赛亚军。1999年,郎平卸任国家队主教练,再次出国。2005年,在思考了3个月后,郎平接受了美国女排主教练的工作。这件事在国内引起轩然大波,不少球迷感到愤怒。
 
冲突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“中美大战”上达到顶峰。这届在北京举行的奥运会,本来就凝聚着中国人超乎寻常的民族自豪感。郎平带领美国队战胜中国队,许多人在情感上都难以接受。颁奖典礼上,中国女排队员泪洒现场。
 
2012年,伦敦奥运会女排比赛时,郎平以央视现场解说嘉宾的身份亲临现场,四分之一决赛中,中国队不敌日本队,郎平在演播室后台哭了。
 
奥运会结束后,中国排协给郎平打电话,力邀她再次出山。
 
排协竞聘会的前一天晚上,郎平还在犹豫。但在竞聘现场,她很快成为当之无愧的主角,被任命为女排国家队主教练。她为自己设定了“弘扬女排精神,走出低谷再创辉煌”的竞聘题目,球迷们亦对她寄予厚望。但是也有人怀疑,基座不稳的女排想重现往日辉煌并不容易。
 
郎平一上任,就开始推动组建“大国家队”。影片中,拟定四年计划,进行全国大海选,将张常宁、惠若琪等人从不同的队伍中选取出来,联系美国的体能师、康复师、运动创伤医生、大战前夕的聊天……这些真实发生过的细节,在电影中一一重现,展现了中国女排重回世界巅峰的艰难过程。
 
即使没有女排情结的人,也可以把《夺冠》当作一部扣人心弦的体育电影。豆瓣评论中,不少观众认为,三场比赛是整部影片拍得最好的部分。
 
一些出现在赛场外的细节,也是从现实还原而来。比如,2016年里约奥运会上,兴奋的巴西球迷用英语冲着中国队高喊:“Go home!”观众席上,一个小男孩在哭泣——当中国队胜局已定时,全世界人民都通过转播信号,看到了巴西女排主教练吉马良斯的外孙泪流满面。
 
中国女排载誉归国,机场被球迷堵得水泄不通。媒体开始重新长篇累牍地报道女排精神,追忆过往:中国女排精神回来了。
 
3、有影评指出,《夺冠》存在“技术硬伤”:“我相信上映后,不少观众仍会被这部电影感动到落泪,但这只是单场戏生理性催泪的效果,不再具有前后文贯穿而成的、由内而外的饱满情感力量。”这些眼泪,“本质上与我们看公益广告和赛事转播无异。”
 
不过,多数观众仍然为《夺冠》展现出的女排精神感动。
 
尤其是作为影片大背景的80年代,充满了启蒙时代强烈的饥饿感,造就了滋生精神偶像的土壤。获得五连冠的女排极大激励了人们的信心,经历过的人都难以忘怀。再加上自上而下的宣传和推动,女排很快成为全民偶像,不自觉地演化为某种时代符号。
 
1981年11月17日,女排首次夺冠的第二天,《人民日报》史无前例地用整个头版进行详细报道。
 
当日刊登于报上的全国妇联贺电中,出现了“女排精神”一词:“你们是祖国的骄傲,妇女的光荣。向你们学习,向你们致敬,让‘女排精神’在我国四化建设的道路上永放光辉!”
 
郎平在自传中回忆,“学习女排精神”的口号喊出去之后,“打球已经完全不是我们自己个人的事情、个人的行为,而是国家大事,我自己都不属于自己,女排是一面旗帜。”
 
那是精神至上的年代,精神与集体紧密相关,精神足以缔造奇迹。在女排精神的鼓励下,工人超额完成生产任务,义务加班。女排精神长期、全面地进入人们的生活,有网友在社交网络上回忆,1982年前后,写作文要是不提女排精神,都得不了高分。
 
不少影视作品表达过女排精神,比如《中国姑娘》《排球之花》《沙鸥》等。在1981年的电影《沙鸥》中,女排运动员沙鸥经历伤病、失败、爱人罹难的种种打击之后,依然坚强地重振精神,为排球事业奉献全部生命。
 
影片中有个细节。亚运会上,中国队以两分之差输给日本队,沙鸥无比痛苦,在返回祖国的轮船上,将银牌丢入大海。她说:“我要的是金牌,不是银牌。”
 
《夺冠》想展现的女排精神显然已经和40年前不同。陈可辛希望可以借此机会探讨精神的变迁。他坦诚自己是个怀旧的人,但也“非常非常相信世界是不停地往前走的”,要相信年轻人,而不是“永远用一套我觉得对的东西去跟他们沟通。”
 
他在电影中做了这样的尝试。比如,郎平问朱婷:“为什么打球?”朱婷回答:“为我爸妈。”
 
“那你永远也打不出来。再想。”
 
“成为你。”
 
“那你就搞错了。”
 
“我们这代人是苦过来的,你们应该打出你们自己的排球,放开了打,豁出去打。”电影中,郎平对朱婷说,“你不用成为我,你只要成为你自己。”
 
此刻,精神有了新的含义,成为一种更加个性、释放的表达。有亲历过80年代,被女排精神鼓舞过的中年人对媒体回忆,女排精神其实是一种不限于女排甚至不限于体育的精神,是人类共有的最高境界的向上精神,在英文里,叫“do your best”。这种精神之所以被附加在女排身上,其实是历史的偶然选择,女排因此背负了某种包袱,但“幸与不幸是它赶上了”。
 
还有人说,说起女排精神,就会想到向上的、单纯的、阳光的80年代。经历了8个月的漫长等待,经历了疫情对包括影视行业内的各行各业的重创之后,正在面对这个世界的不确定性越来越强、市场重新洗牌的观众、电影行业乃至全社会,都需要一些阳光、一些希望、一些信念感。也许,迟到的《夺冠》,恰好出现在最需要它的时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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